治史与虚构：真相与艺术的界限

治史，讲究的是真实的功夫，而非空洞的口号或激情的煽动。历史的真伪与情感无关，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或主观看法来判断。历史上发生了什么，没有发生什么，必须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。绝不是靠想当然的推测，必须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筛选，剔除虚假，保留真实。最基本的要求是，这些“史料”首先得是真正的史料。

近些年来，对于四行仓库的“盾牌方阵”和陈树生“抱弹跳楼”的讨论，正是一个关于史料与虚构的典型案例。

（一）

关于“孤军”的历史，整个战斗的时间不过短短四天，参战的也不过是一营士兵，几场战斗的过程已经被谢晋元、杨瑞符、上官志标等人详细记载。各大媒体对“八百壮士”的事迹反复挖掘，真相早已揭开，几乎没有再挖掘的空间。

然而，“盾牌方阵”与陈树生的英雄事迹，却始终没有确凿的历史依据。

说这些是虚构的，很多人并不认可，他们常常反问：“你能拿出没有陈树生的史料吗？”并且质疑道：“谢晋元、杨瑞符等人虽然没有提到他，但也没说没有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”

多年来，我与一些极端爱国者辩论，见过各种胡乱拼凑的“历史观点”。但我敢就这个问题较真，就不怕面对那些曲解历史的人。

1937年11月1日，即孤军撤出四行仓库的第二天，杨瑞符因伤住进了医院。当记者问及在四天战斗中表现最突出的官兵时，杨瑞符回答：“那天投弹炸死许多敌人的，是排长殷求成，他因未用棍子打电筒被敌击伤了右手……”他还提到了上官连长、汤医官和第三连的陈排等人的英勇表现。这些人的事迹都详细叙述过，但如果真有陈树生这样的英雄人物，他绝不可能在记者的追问下，忽略如此明显的英勇事迹。

这就像李四问张三：“你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？”李四回答说是三轮摩托车，虽然没提轿车，但他并没有否定轿车的存在。那么，我们能确定李四家里是否真的有轿车吗？答案显而易见，任何人都不会搞错吧？

（二）

那么，为什么几十年后突然冒出“陈树生抱弹跳楼”这样的情节，而且据说这还是出自孤军老兵的口中呢？

对于口述史料的审视与档案史料同样重要，我们要辨别其真实性。如今，不少老兵的证言与几十年前的记载有很大出入，如何选择可信的史料，便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。

我更相信八十年前的谢晋元、杨瑞符等人的记述，而不相信那些新冒出来的“版本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来没有人提过陈树生跳楼抱弹的事，直到改革开放后，这个情节才冒了出来。你信吗？我不信。而且我猜，这背后很可能是某些人刻意捏造的结果。

也许有些孤军官兵当年并不知道其他人的战斗经历，或者有些人因为怕损害国军形象，不愿意提及某些细节，甚至可能因为没有机会讲述，直到多年后才被提起。然而，孤军的战斗并非散兵作战，他们始终在同一地点并肩作战，彼此间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。如果真的有英雄抱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，谢晋元、杨瑞符等人绝对不可能忽略这一壮举。而且，四行仓库战斗结束后，孤军的撤退是有组织的，且大量的中外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，这样的史实怎会等到半个世纪后才“重现”呢？

（三）

总有一天，总有人会找到“历史证据”。果然，某天，赵景深的《八百好汉死守闸北》中提到了“抱弹跳楼”的情节，这个在淞沪抗战结束时出版的作品，难道就成了“信史”吗？

并不完全如此。赵景深的《八百好汉死守闸北》确实有描写“壮士抱弹跳楼”的情节：

> 廿八清晨敌军在河畔打旗语，

> 急忙把他的部队邀。

> 我军中一兵瞥见拼一死，

> 手榴子弹缚在腰，

> 突由六楼往下跃，

> 一阵青烟，敌我一同烟火消。

这篇作品的确经过了杨瑞符的审校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作为历史的真实依据。

治史有其规矩：所有史料必须经过严格的鉴别与比对。赵景深和杨瑞符等人记述的事宜差异如此之大，我们需要做出选择，而这种选择应以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标准，而非迎合大众的口味。

在自媒体和网络平台上，很多人推崇赵景深的说法，甚至忽视了它与谢晋元等人的记述之间的矛盾。那些极力推崇《八百好汉死守闸北》的人，忽略了《孤军奋斗四日记》中明确的记录，而这些记录才是经过亲历者谢晋元等人编写的第一手资料。

（四）

我并没有否定赵景深及《八百好汉死守闸北》这类文艺作品的价值。虚构的英雄事迹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有意义的，能够鼓舞斗志、激发民众的热情。然而，艺术创作与历史记载必须明确区分。

艺术作品的虚构有时能充实历史形象，但不能把虚构的内容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。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——历史考证和文学创作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。

[本文旨在探讨历史考证，喜欢随意臆想的喷子请勿打扰。]